家里的户口本,竟藏着改变我人生走向的那一页
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我终于鼓起勇气去补办那本遗失的户口本。在派出所户籍科的窗口前,民警翻出一沓泛黄的档案,指着其中一页说:“你原来的户口本上,这一页是作废的,但按照规定,我们需要你确认一下信息。”
我低头看去,那是属于我的那一页——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,这些我都烂熟于心。可就在“与户主关系”那一栏,赫然写着四个字:“养女”。
空气在那一刻凝住了。户籍大厅里嘈杂的人声仿佛被抽离,只剩下日光灯发出的细微电流声。我盯着那两个字,大脑一片空白。父亲生前从未提过这件事,母亲——我的养母,在我十二岁那年就去世了,更来不及告诉我什么。
民警大概是见惯了这样的场景,递过来一杯水,轻声问:“你之前不知道?”
我摇摇头。然后他指了指档案袋里另一份发黄的纸——那是当年收养登记的复印件,纸张边缘已经脆得掉渣,上面的字迹却是工整的钢笔小楷。登记日期是一九八七年三月,我出生后的第四十七天。
走出派出所的时候,三月的阳光刺得我眼睛发酸。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,把那页复印件看了又看。收养人一栏,写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。而在“送养人”那一栏,写着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名字:周玉珍。
后面的日子,我像着了魔一样开始追查这个名字。我先问了老家的大伯,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,才说:“你爸生前交代过,让你别找。”但大伯最终还是松了口——周玉珍,是我生母的名字。当年她生下我后因为身体原因无力抚养,经人介绍,把我送给了同镇邻村一对无法生育的夫妇,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。
大伯说,两家其实隔得不算远,也就二十多里路。但父亲刻意带着我搬到了县城,从此断了联系。
我请了假,开车回了那个我从未久居过的老家乡镇。凭着大伯给的线索,我在一个榨油坊旁边找到了周玉珍的家。院门半开着,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蹲在院子里择菜。我站在门口,心跳快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她抬起头,看见我,愣了几秒。然后她慢慢站起来,手上的菜叶掉在地上,嘴唇动了动,却没有发出声音。
“我是……”我刚开口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
她走过来,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,想碰我又缩回去。“我知道,”她声音沙哑,“你跟你爸长得像……不是,我是说,你跟你生父长得像。他走得早,我没见过你爸——你养父,但我知道你。”
原来,这些年她一直知道我。她说,当年她送走我之后,每隔几年就会托人打听我的消息。她知道我考上了大学,知道我在城里工作,知道我养母去世,知道我养父身体一直不好。“我不敢去找你,”她低着头,“你爸养了你三十多年,我不能对不起他。”
那天下午,她给我看了她藏在柜子最里面的一个小铁盒。里面有我满月时的一小撮胎发,用红纸包着;有我百天时的一张黑白照片,照片上的我被一条碎花小被子裹着,眼睛又圆又亮;还有一张字条,上面是她的字迹:“女儿大名未取,小名念念。”
念念。她在送走我的那一天,给我留了这个名字。
我没有问她当年为什么送走我。有些答案不需要问出口——在那个年代的农村,一个年轻的寡妇,没有收入,身体又不好,她做出的选择,也许是她能给我的最深的爱。
真正改变我人生的,其实不是发现“养女”这两个字的那一页,而是后来发生的事。
我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城里和乡镇之间。起初只是想去看看她,后来慢慢地,我帮她修了漏雨的屋顶,给她装了空调,带她去医院做了全身体检。她总是推辞,说“不用不用”,但每次我去,她都会提前去集市买我最爱吃的卤猪蹄——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喜欢吃这个。
有一次,我帮她整理院子里的杂物,发现墙角堆着几大袋塑料瓶和纸板。她不好意思地说:“捡着卖的,攒了几个月了。”我二话没说,帮她把那些东西搬上三轮车,骑到镇上的废品站卖了,一共四十七块钱。她把钱攥在手里,非要塞给我,说“给你加油”。
那四十七块钱我没要,但那个下午我一直记得。太阳西斜的时候,我骑着三轮车,她坐在后面扶着那些瓶瓶罐罐,路过一片油菜花田,风把她的白发吹得乱七八糟。我突然觉得,这不是什么感人的认亲故事,这就是生活。是迟到了三十多年的、笨拙的、小心翼翼的、带着愧疚和试探的生活。
从法律角度来说,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,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。而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,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。换句话说,那本户口本上“养女”那一页,在法律上切断了我与周玉珍之间的法定关系。我没有赡养她的法定义务,她也没有权利要求我什么。
但人生里有些东西,是法律条文管不到的。
去年冬天,她突发脑梗,是邻居打电话告诉我的。我连夜开车回去,在镇卫生院看到她的时候,她半边身子已经动不了了,嘴角歪着,看见我就哭,含含糊糊地说:“我不该告诉你的……我给你添麻烦了……”
我握住她的手,那只手因为常年劳作,关节粗大,指节变形,粗糙得像砂纸。我说:“你别说话,听我说。你当年给我取名叫念念,是念想的念,对不对?”
她点了点头。
“那你也得让我念念你啊。”我说。
她哭得更厉害了,但嘴角是翘着的。
后来我把她接到了城里,找了康复医院做治疗。现在她已经能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。我的两个孩子叫她“奶奶”,叫得很自然,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。
那本户口本后来我补办好了,新本子上,“养女”两个字依然在。我没有去更改,也不打算更改。那是我父亲母亲给我的身份,他们用三十多年的养育之恩,让这两个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。而周玉珍,她是我另一条根,断过,但扎在土里的那一头,始终没有死。
有时候我想,人生大概就像户口本——你以为每一页都是按部就班写好的,但翻过去之后才知道,真正决定你往哪里走的,往往是某一行不起眼的小字。它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,等着你有一天读懂它。
读懂的时候,你就知道自己是谁,从哪里来,该往哪里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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